忆王明居学长

　　王明居学长是一位颇有建树的美学家，是安徽师范大学一位名副其实的老教授。去年九月下旬，他游美前夕，还来电相约合肥聚首。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三个月不到便溘然长逝了。作为与之相交几十年的老朋友，除甲午冬至那天心驰芜湖向遗体告别外，特从封存的记忆中搜寻出一些往事，作为永恒的怀念。 1958年，在“大跃进”的锣鼓声中，明居从哈尔滨、我从上海来到刚成立的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教书。同在一个教研室，同住一栋楼，加以大家都是坦诚的人，相识后很快就熟悉起来了。第一次见面的情景，早已忘记。长期留在我脑海里并烙下深深印痕的，是他到校不久听我上课的一幕——诺大的教室挤满了青年学生，后排有一个年岁稍大的年轻人，身穿棉大衣，头戴皮毛做的苏联式红军帽，帽子两边护耳边沿的短缨未在头顶上系牢，护耳便张向两侧，不时悠悠地晃动……1959年7月，明居与赵光霞女士结婚。十年间，相继生下三个儿女。双方的母亲都是家庭妇女，便同来合肥随儿女生活。三代六七口人，睡在两间20多平米的卧室里，虽然拥挤不堪，倒也甜蜜温馨。而经济的困窘，却让明居夫妇伤透了脑筋。明居初来合肥时，月薪53元，后调为59元；光霞30元，后增为35元。每月不到百元的工资，要养活六七口人，一人一天平均不到5毛钱。当时的物价虽低，但不到5毛钱要解决一人一天的全部费用，实在是要省吃俭用、周密筹划、精打细算才行。我记得当年系里组织过一次远足参观学习的政治活动，参加者要交两毛钱就地午餐。明居没有多余的钱支付，便自带干粮充饥，所谓“干粮”，不过是硬邦邦的米饭团而已。
　　明居对自己如此节俭，对朋友却慷慨大方。这里，我讲一件刻骨铭心的往事。
　　事情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共和国历史上著名的“自然灾害”时期。那年头，黄豆是高档营养品，只有住院的浮肿病人等少数人才能凭票券买到一点；至于肉食更是奇缺，除“高干”外，一般老百姓不知肉味，何止三月！而明居从老家皖东天长带来一点黄豆与咸肉，经夫人烹调后，竟端了一碗到我家来。在那么困难的年代，送来这样珍贵的食品，简直使我承受不起。
　　1969 年，“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合肥师范学院在“斗、批”之后停办了，校址让给北京南迁的中国科技大学。明居夫妇随中文系合并到芜湖皖南大学即随后更名的安徽师范大学。我则下放到肥东县梁园公社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后来得知，明居去芜湖后，又添了一个孩子，同去的母亲60开外，又患关节炎和心脏病；儿女逐渐长大，有的已上高中或大学。工资的增加远不如支出的增加，生活困窘日甚一日，被芜湖市政府列为全师大最困难户。校办一位姓杜的主任通知明居，要他记下每天的开支，上交市人事部门审核属实后，每年可给20元的生活补助费。明居拒绝了。
　　1974年，我从农村上调安徽师大，即去校内池塘边的“红楼”拜访他，室内一切都显得很破旧。在卫生间里，我发现一个吊挂着的玻璃丝网兜内，装的全是剪成小块的废报纸和油印的旧讲义，代
手纸用。可见明居的经济情况，实在拮据。
　　即使这样，明居依旧慷慨大方。中文系资料室资料员霍养信同志，做事一丝不苟，对人一视同仁，刚正不阿，默默奉献。可惜因贫病交加，不到50岁就去世了。噩耗传出，全系同仁为之悲叹。一位好心人牵头为他的家属募捐，明居欣然解囊，捐出 10元。在那时，10元钱可是明居个人半个月的生活费用，也等于芜湖市政府给师大最困难户半年的生活补助。
　　“文革”初期，明居被划入“革命群众”范围，他自然紧跟部署，积极投入批判斗争。谁料到芜湖后，一夜之间，竟成了“现行反革命”，局外人真难以置信。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明居到芜湖不久，就遇上了“一打三反”运动。“一打”就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决策者的心目中是否有具体对象，老百姓当然不得而知。但有些单位在贯彻这一“伟大的战略部署”时，总是调动一切感应器官，捕风捉影，首先搜寻对“伟大领袖”和“他的亲密战友”的反对者、污蔑者以及非议者开刀。
　　原合肥师院教师王多治（即诗人治芳），消息灵通，心直口快，听到这方面的言论，便透露给二三同事。“一打三反”开展后，被知情者揭发，便被暂定为“现行反革命”，从下放地淮北利
辛押回学校具体交代。一天，明居与之相遇，安慰他说：“我看你不是反革命，有错误，交代、检讨就是了。”这话被一旁的一老左听见，便向上级报告，明居就成为了“一打”的对象。
　　在工宣队的授意下，由系某领导出面，为明居举办毛泽东思想专题学习班。学习班以红得发紫的人为头目，以“左视眼”为骨干，以明居为靶子，外加一些知情人组成。“学习”时，总是先念几段“最高指示”，然后表演三部曲：交代、揭发、批判。天天如此。
　　学习班的策划者为了达到主观设计的效果，不准明居与外界接触，家人探望也属于“不准”之列。三餐由监视者送饭，连上厕所也有人跟随。时值盛夏，炎热难当，汗流浃背时，只能开开水龙头接些水擦擦身体。
　　为了“推动”学习，领导者一方面组织“革命群众”写大字报，一方面召开大会揭发、批判。揭发的内容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么一点，而批判的高度却骇人听闻：向敌人通风报信，就是内奸、叛徒；内奸、叛徒就是破坏运动的绊脚石；包庇现行反革命就是现行的反革命……如此折磨，长达半月之久。结果，那位心直口快的老师，构不成现行反革命罪，也谈不上多大错误，没有受到任何处分，连口头批评也没有。明居的种种罪名，自然也就是无
稽之谈。一场轰轰烈烈的闹剧也就呜呼哀哉了。
　　明居的学术研究是从鲁迅起步的。上世纪70年代到芜湖之后，才转向美学。那时，他承受着一般人难以承受的政治压力和经济压力，锲而不舍，苦干十年，终于完成了 《通俗美学》 这本脍炙人口的大著。而出版却在完稿五年之后了。出版时，明居的职称还是讲师。
　　《通俗美学》 荣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全国首届优秀教育图书奖，连同修订本在内，累计印数四万余册。正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通俗美学》 的获奖与畅销，给明居带来巨大的喜悦，经济状况也开始有所好转。他乘势前进，奋力拼搏，之后的五年内，又先后出版了 《唐诗风格美新探》、《文学风格论》、《模糊美学》、《模糊艺术论》 四本专著。
　　这些著作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模糊美学》 尤得好评。其开拓精神与奠基意义，甚为专家们所称许。周长才先生说：“由于模糊美学可以解释20世纪西方现代派艺术中前人无法解释的东西，所以它必然具有世界意义……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对模糊美学贡献最大的是王明居先生。”（《模糊美学在中国》，《外国文学研究》 1996年第一期）季羡林先生说：模糊美学与比较文学“有紧密相连的关系”，谈比较文学而不顾模糊美学，“那是绝对行不通的”。他接着说：“我对模糊美学，并无精湛研究，外国著作一本还没有读过。我现在正在读王明居教授的 《模糊美学》，觉得颇有收获。”（见他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陈淳等主编的《比较文学》 所写的序言）明居是个澹泊名利的人，但还没
有到心如枯井的地步。1989 年，他赴蓉参加学术讨论会，当时我已经调西南民院任教，并主持汉语文系工作，便请他给全系师生作一次美学讲座。在商量怎么介绍主讲人时，我才知道他仍是副教授职称，颇感不公，他也流露出一些情绪。难能可贵的是，他不怨天，不尤人，不用歪门邪道的手段来讨好评委们，而是勤奋再勤奋，拼搏再拼搏，最终以优异的成果无可争议地征服了评议者。
　　1991年12月中旬，我在成都接到明居从芜湖打来的电话，说他刚被批准为教授，评议时全票通过。他很强调“全票通过”，言语中流露出许多欣慰。我无话可说，只“啊、啊”两声。因为副教授、教授对于他来说，都来得太迟了。
　　明居出生于 1930 年，晋升教授时年逾花甲。所以人们诙谐地说，他刚评上教授，就是老教授了。
　　“老教授”精神不老。晋升教授后，他仍以美学为研究中心，纵横开拓，锐意创新，发表了35篇论文，完成了6本专著，其中 《唐代美学》、《徽派建筑艺术》、《叩寂寞而求音》、《先秦儒道美学》 已先后出版。《王明居美学文选》、《徽派建筑风韵》 以及“自传”正在印制中。总其成的 《王明居文集》 不日即可出齐。这是多么骄人的成绩！
　　这成绩不是句号。明居是个闲不住的人，茫茫太空又美景无限。他准会继续寻找美、欣赏美、研究美，不断写出关于太空美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