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77、78级：这是一个大多数都经历过底层生活淬炼的群体，这是一个历经艰辛终于得到改变命运机会的幸运的群体，这是一个经历了最激烈的高考竞争后脱颖而出的群体。他们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说出自己独特的高考故事。
77 级与 78 级的考生们面临的困难，今天的考生已无法想象。
1977 年的招生中，颇有一些人因为家庭或社会关系方面的原因，遭受不公平的待遇，成绩虽好，却未被录取。面对挫折，这些考生并未消沉自弃，而是努力振作，于次年再赴考场，终于改变了命运。
这个群体大多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当他们走进小学，中学，准备接受完整、正规的基础教育时，“文革”的浊流正席卷全国。小学与中学均停课，后来虽“复课闹革命”，仍然找不到一间安静的课堂。伴随他们中大多数人本该读书求学、滋养身心的人生最宝贵阶段的，却是无学可上，无书可读，到处造反，一反常态的局面。
他们在乡村僻壤，田间地头，工厂角落，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和时间，运用各种难以想象的方式，取得书籍，找到老师，独自苦想，相互切磋。因此，一旦恢复高考，他们就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严云受（曾任安徽师范大学副校长、安徽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安徽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1966年“五一六通知”后“文革”开始，我当时是一名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到了8月份全国大中学校红卫兵大串联时，学校就已经停课闹革命了。我也想跟着大哥哥、大姐姐们串联去北京，见见敬爱的毛主席，可一是家里不同意，二是别人嫌我太小不愿带，让我这名红小兵十分郁闷。就在此时，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拥有了一把学校图书馆的钥匙，这下我虽无课可上，却有书可读，实在是件高兴的事情。
——罗刚（1956年出生。安徽省政协机关报 《江淮时报》 原副总编辑）
那时候，我们大队只有在山上的小队有小水电站，可以发点电，照明还不能保障，遇到无水时节，便只能点煤油灯或者松明子。当时煤油还是计划供应，指标用完了，不知从哪儿弄来了柴油，每天晚上，鼻孔里都是黑的。一开始复习时，听说初中生只能考中专，没办法，只能看数理化的课本，等到去县里登记报名，知道不受限制时，就立马报了大学文科考试。
——江舒（1959年出生。任职于六安市党史研究室）
几个月的复习时间飞快过去了，我再次参加高考，这是全国首次统考。我充满自信平静地进入考场。监考教师们对我们这些大龄社会考生充满同情，也很感兴趣，一位女教师不时走到我身边，看着我飞快地答题，流露出赞许的目光，我知道，我不会考得太差。
在同一教室，我遇到我哥哥的一个同学，他是“文革”前的“老三届”学生，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是在批斗会场，他胸前戴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大牌子，被人按着头押上批判台。看来，到我们这一届，不唯成分、择优录取的政策算是真正实施了。
——李向荣（1954年出生。曾任教育厅高教处处长、安徽电大副校长）
录取通知书来了以后，我父亲急得直转：“你怎么考上了？你怎么考上了？”他急的是我一旦上大学，家里每年就少了365个工分。一大家子三代十几口人呢。大概半个月后，他终于叹口气：“你书念得太少了，考上了你就去念吧。”直到大约六七年后，农村土地承包到户，渔业大队没有土地，以前任由捕鱼的水面被各地政府实施管辖，捕捞费大大超过渔获，村里许多人家几乎揭不开锅，父亲才开始感叹，发现当年让我去读大学的决定是多么英明。
——沈天鸿（1959年出生。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在厂里当车工，车床必须转起来，一点剩余时间也没有，晚上回家必须服侍妈妈，天天忙到9点钟，才能坐下来复习。天又热，我总是打一盆凉水，一手拿芭蕉扇，一手拿笔，赤膊上阵。又没有教科书，我已经高中毕业13年了，自己也没想到还有机会上学，所有当年的教科书都送到废品站去了。
考试顺利过关。过了一段时间，成绩下来了，我考了 437.25 分，其中数学是 100 分，是安庆地区的第一名。这个成绩在当时的安庆轰动了，一起参加考试的考生，尤其是老一中的学生都喊我“文魁”。市手工业局也很兴奋，整个大安庆地区包括八个县的第一名出在手工业局，为他们长了脸。
我就这样以 31 岁的高龄进了大学。
——孙维城（1947年出生。安庆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曾任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录取通知书是在10月2日寄到工厂的。那天工厂放假，适值我和师傅在传达室值班。上午11时左右，邮递员送来一封挂号信，上面赫然写着我的名字。我一时愣在那里，性急的师傅一把拿了过来撕开，抽出邮件，看后高兴得大叫：“取了取了，你录取在安徽师范大学！”
高考的恢复，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对于整个国家来说，那次高考的意义更是非同寻常——意味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从此回到常识，回归理性。于是就有了恢复常识后的40年的沧桑巨变。
——吴功华（1953年出生。曾任安庆市教育局副局长，现为安庆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1977 年首次招生时，我就以滁县地区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被南开大学外语系录取，结果因为自己是 68 届高中毕业生，而被刷了下来。半年后我再次参加高考，又以语文单科总分全省第一的成绩考入安徽师范大学。我也不知道是因为语文总分考第一而喜欢上了语言，还是因为喜欢语言而使语文成绩两次都考了第一。
总之，从那时候起，我喜欢上了语言。语言在我心目中已经成为了一门艺术。
——张晓陵（1949年出生。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曾任江苏钟山明镜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曾被誉为“中国刑辨第一人”。）
我的四次高考，分别经历了 1970年极左思潮下不用考试的推荐入学；1973 年在周恩来总理努力下举行的文化课高考；1977 年“文革”后由邓小平决策的招生考试；1978 年“老三届”得以最后一次参加的高考。我常向同事自诩：“四次高考代表了从 ‘文革’、极左思潮到 ‘文革’后拨乱反正期间高考形式变迁的缩影。”
历 次 高 考 导 致 的“沉 郁 顿 挫”使 我 心 理 备 受 折 磨，也 使 思 想 方法、人生理念诸方面获得了新的认识和提高。高考直接影响的是一个个人生，而作为教育领域内的社会 事 件，背 后 牵 涉 的 则 是 时 局 国运。
——鄢化志（1949 年出生。宿州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图书馆馆长，教授。曾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高专院校教师奖）
一十年文革后，高考始重开。一著枰中落，万千学子来！
二血统无荣贱，公平试卷前。东风初解冻，百卉一时鲜。
三学业荒芜久，蹉跎岁月多。名题金榜日，洒泪作滂沱。
四负笈赭山下，相逢大江东。常怀家国念，学海挂风篷。
五焦大三旬老，阿红二八妍。分明人两代，端的又同年。
——杨屹（1948年出生。历任安徽省文联副主席、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