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谪凡先生(1912-2007)是教育科学学院资深教授,也是我校知名教授之一，教育理论家。1935年毕业于省立安徽大学教育系；毕业后任安徽省教育厅视导员，后任省立高琦小学校长。抗日战争其间，避难湘西，先后任国立八中初中一分校和二分校校长。抗战胜利后任教于省立安徽学院，随后历任国立安徽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学院、皖南大学、安徽工农大学、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系副教授、教授。解放前后都在我校工作，教授教育学、中国教育史、逻辑学等多门课程，是中国教育史研究生导师。学术功底深厚，教学认真负责，深受学生的欢迎和尊敬。曾任安徽省教育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名誉理事长；1957年至1958年任附中校长。1949年4月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享受离休待遇。
先生治学严谨，对教育学、中国教育史、逻辑学都有研究，都有较深造诣，在学术界享有盛誉。他在大学学习期间撰写的 《中国现代女子教育史》，1936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研究中国新式女子教育的第一部专著，现在有多人撰文推崇或在著作中论及，影响较广。1989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教育大辞典》，列有专条介绍；2016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又将其作为“民国专题史”丛书之一再版。其学术价值不言而谕。在教育学研究方面，他是最早提出教育学中国化的学者之一。解放初期我国学习苏联，教育学也学习苏联。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在反思学习苏联教育学过程中，“教育学中国化”问题逐渐凸显出来。1955年夏，教育部在上海召开了一次高师教育学大纲讨论会，先生在会上就提出要创建和发展新中国的教育学。他的 《对教育学大纲的意见》 发表在1956年11月26日 《光明日报》。现在学术界都认为他是最早提出教育学中国化的学者之一。瞿葆奎在其《中国教育学百年》 (中)，郑金洲、程亮在其 《中国教育学研究的发展趋向》 等文中都这样认为，并给予很高评价。瞿、郑两文分别发表在 《教育研究》 1999 年第 1期，和2005年第11期。程先生还有多篇论文发表在 《安徽师大学报》 等刊物上，都很有价值。他的 《逻辑学基础》，作为教材，为教育系、中文系、政教系十多届学生所采用。他的学术著作，即将由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共三卷。
我和程先生相识，是1970年合肥师范学院拆并到芜湖后，当时称安徽工农大学，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和他接触不多；1980年教育系恢复招生后，由于工作关系和他交往多起来。他的为人为事高风亮节，令人敬仰。1982年，学校办中学校长培训班，请他讲授 《中国高等教育史》，当时没有现成教材，他是自编讲义，边讲边写，内容充实，讲授精要，受到校长们的欢迎。就在讲授过程中，发现面部有个肿块，经弋矶山医院检查，诊断为恶性淋巴肿瘤。他的子女将病理切片拿到上海、北京相关医院化验，都确认弋矶山医院的诊断。这是被视为不可治愈的病症，学校即劝其停课治疗，学员们也同样劝慰。先生不以为然，坚持要将课授完。我们到医院看望他时，他还躺在病床上修改讲稿。谈到病况时，他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今年七十一岁，算是高龄了。病情即使不治，也没有什么遗憾，心境坦然。也许是他有这样的心境，加上药物治疗，他的病情没有发展，还活到96岁，可谓“仁者寿”。
先生对工作同样认真负责，敢于担当。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教师评职称，鉴于先生的学术威望，系和学校职称评审组一般都请他参加，担任评委。他是坚持原则，秉公办事。根据评审标准，够条件的，他积极推荐；不够条件的，他也坦诚直言，指出其不足。一次有位教师要晋升教授，在系评审组没有通过，其材料又拿到校评审组，在校评审组也没有通过。先生指出：按照评审程序，校评审组只接受系评审组报送的材料；系评审组没有通过，又拿到校评审组再评，这不符合评审规则。
先生自己是淡泊名利，与世无争。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国家对有贡献的知识分子给予生活补贴，称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不仅是生活补助，也是一种荣誉。申报程序是本人申请，学校审查，报省审批。记得是1992年，我拿了申报表，请先生填报，他说我已经退休了，这种津贴我就不要了，不愿填报。我解释说：根据相关文件精神，凡“文革”前四级以上教授，当然享受，不要申请，只要填个表就行了。这样他才填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先生一向为人低调，清正自守；宽厚待人，提携后进。这也许是他的特点。
人称“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先生可谓学高身正，堪为人师。一生从教，培养了众多人才，在教育理论上多有建树。今年是他逝世12周年，谨此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