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 务 运 动 失 败 的 原 因 探 析

　　摘要：洋务运动的失败，总结概括有来自经济、政治、思想三方面的综合原因。经济上，洋务企业实际是借外国资本与外国人力兴办起来的，清政府也无力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政治上，“中体西用”制度本身就是个弊端，清政府对洋务运动的支持也是三心二意的，社会控制力也因各种起义运动而大大减弱；思想上，“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缺陷以及强大顽固派的阻拦。
　　关键词：现代化；企业制度；中体西用；儒家道德观
晚清洋务运动旧称为同光新政、自强运动、洋务事业。“洋务运动”的名称，最早由何干之在1938年出版的 《中国启蒙运动史》 中使用。此后，使用的才多起来。新中国成立后，洋务运动的名称遂为国内史学家所广泛采用。众所周知，这场浩浩荡荡的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模仿、实施西式工业化的运动，是一场维护封建皇权前提下由上到下的改良运动，最后是走向了失败。接下来，笔者将从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方面对此次运动的败因进行具体深入地探析。
一、经济：企业性质的不纯粹和现代企业制度的不健全
经济是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是构建人类社会并维系人类社会运行的必要条件。深深意识到这一点的清朝统治者们，尤其是洋务派们首先从企业开始入手进行改良。大批的军事工业，民办企业相继如火如荼地展开，并且效果显著。可惜好景不长，快速的发展也带来了相应的加速失败。
　　笔者以为有以下具体两点：其一，洋务企业“实际是借外国资本与外国人力兴办起来的。”即使能够按照“中兴名将”与“洋务运动者”的理想发达起来，也不过是更加增强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政治命脉的控制，加深中国民族的殖民地危机。洋务企业由军用和民用两种企业所组成。关于军用工业的性质，有意见认为，军事工业不从事商品生产，生产目的不为利润，它具有封建性买办性，不具有资本主义性。以福州船政局为例，它“完全是依赖于封建王朝的拨款来维持”，“不是按照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经营的生产机构，是封建官僚行政机构的附属单位”，从而认定洋务军用工业“基本上不是属于资本主义生产，而是封建主义的”。关于民用企业的性质，有意见认为是官僚资本主义。“不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而是和民族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官僚资本主义，是和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及中国封建主义紧密结合着的畸形资本主义”，“和后来国民党反动派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是一脉相承紧密联系着的”。以官督商办企业为例，在企业中，“官权”始终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就决定了它们是官僚资本性质，“是中国第一代的官僚资本”。其二，清政府无力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首先清政府对企业经营的干预导致现代企业制度的难产。在清政府的官督商办企业里，政府并无投资，却有最重要的控制权，由此也控制了企业资本的使用权和剩余索取权。而商贾呢，空有资本所有权，却无相对应的控制权、使用权和剩余索取权。这样必然导致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劣。其次，影响企业制度建设的法制环境不好。现代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它要求政府制定与商务开展相关的法规，而清政府对此是不管不问。再次，没有建立起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道德伦理观。一方面，由于传统重义轻利的道德观被打破，社会上出现了追逐利润、追求财富的风气；另一方面，由于民间商人没能成为现代工业经营的主体，致使适应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要求的伦理观没能建立起来。
二、政治：“中体西用”的错误领导和清政府的无能
李平心在 《中国现代史初编》 中，说洋务运动是“一种官僚改良运动”。它以“‘中体西用’ 原则”做“骨干”，“本质上就是要用西洋物质的绷带包裹着中国封建制度的烂疮”。这里提到了一个关键的字眼“中体西用”，也是因为这个词，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在就在于此。“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缩略语。“体”，即根本的意思。“用”，即具体的措施。“中体西用”是洋务派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核心命题，也是洋务教育的指导思想。从中不难看出清政府
无力承担领导中国现代化的革命的弊病之所在。
　　首先，清政府对洋务现代化的支持是三心二意的。对清政府而言，封建官僚、士绅是清王朝的统治基础，正在成长中的资产阶级是可利用的力量。为了使王朝免于西方列强覆灭的命运，清政府不能不发展资本主义，而这就要冲击传统的生产方式，就要引起封建守旧势力的反对。因此清政府发展现代化的政策就像走钢丝，基本上以外患的严重程度为转移，当外患严重时，他们搞洋务的积极性就高一些，然一旦警戒消除，则又恢复 往 常。据 研究，日本明治维新后，改革了传统的农业田赋制度，建立了现代的农业税收体系，这一体系的建立为日本的经济扩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初，新田赋提供了政府收入的 94%，差不多直到 19世纪末仍占50%以上。
　　其次，由于受西方列强多次战争的打击以及国内人民起义的影响，清政府的社会控制力已大大减弱，已不能对社会资源进行有力的支配，因而没有足够的能力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尤其是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打击下，清中央政权的权力出现了下移的趋向，这使其无法动员全国之力推动洋务运动的开展。据史料记载，太平天国战争后，清廷形成“亲贤夹相辅助，主国三公，事权无不下移”的行政体制，举凡军国军政大事，莫不本于集思广益，广泛咨询，交令疆臣复奏，以致疆臣们的意见，往往左右着清廷的决定，洋务运动期间的许多掣肘均与此有关。
三、思想：深受儒家道德观的束缚以及来自顽固派的阻拦
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凡倡办洋务者都已认识到中国正面临一个“变局”。王韬说，“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薛福成上书曾国藩，认为“方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局也”。李鸿章正是根据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状况，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于是提出了“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但受儒家道德观之影响，缺乏近代外交意识。曾国藩教导李鸿章说，办夷务“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李鸿章恪遵师训，抱定“与洋人交际，以吾师忠、信、笃、敬四字把握，去委曲周旋，但求外敦和好”。奕?也坚持“外敦信睦”。可见，儒家的价值观大大束缚了洋务派的外交手脚。
　　另外，洋务派面对的还有清廷背后强大的顽固派的阻拦。洋务运动中，顽固派从固有的传统观念出发,坚持华夏中心主义,坚决排斥外来势力和外来事物,拒绝一切形式的西学引进和改革,并以传统的儒家文化观念和价值尺度作为摆脱民族危机的基本方式。他们妄自尊大，盲目排外，妄图回到“闭关自守”的旧时代。思想的排外指导了他们行动上的阻挠，这场具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斗争性质的新旧斗争在很大程度上都阻碍了洋务运动前进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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